原文标题：宗谱研究 | 祝虻：家史制作：明清徽州宗族祖先谱系的建构

作者：祝虻

原载：写本文献学微刊

发表时间：2021-11-04

　　摘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家史的核心就是自身的祖先谱系，它以符号化的祖先为支点，世系为联结，祖先“故事”为内容。具体的建构模式是先在狭小的范围内确定祖先身份，并刻画相应的“故事”，之后又以“一姓同源”的原则制作出自身的世系，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谱系。这些祖先谱系是宗族在徽州社会情境下，为满足自身需求而进行建构的产物。它们有着一定的史实基础，但相应的主观建构空间则决定了它们并非真实的过去。

　　关键词：徽州；宗族；族谱；祖先谱系

　　中国传统宗族组织通过编制祖先谱系，建构出系统而严密的血脉传承体系，并成为家族史的基础。但这种谱系的内容历来为人诟病，以为其大多是妄相假托，牵强附会，不足为信。至于失实的原因，古人通常认为是由于唐代中后期官修谱牒散乱，以致祖先谱系无可信之史料留存，“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棣，混为一区”。自宋代开始，谱牒修纂、谱系编制更是成为私家之事，“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这样一来，谱牒中的内容即为一家之定论，谱系尤其如此。到明清时期，谱系则呈现出极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状态，“言王必琅琊，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此习俗之甚可笑者也”。就明清家谱而言，愈往古愈明晰，愈神圣，以致推及远古传说，其表现类似于顾颉刚所言“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探索这种大面积“伪造”背后的事实真相，已无可能，但对于“伪造”行为的探究却能解释宗族历史撰述中的诸多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多倾向于认为谱系建构/构造是在修纂者主观意图的左右下产生的，其中的主观成分即是“伪造”的由来，并在近乎统一的社会情境下表现出大致相同的模式，以至于出现大范围机械重复的情形，形成钱大昕所说的“可笑”习俗。借助现存徽州家谱，学术界清晰地展现出这种谱系的建构情景，并且对这种行为的特定社会背景和后续作用有所论及。学者大多认为明清宗族为了达到宗族认同，大姓名族会选择攀附中原贵胄，而在名族分野的社会现实下，小姓宗族则可能会通过对大族进行模仿，以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或摆脱佃仆身份，其结果就是出现普遍意义上的谱系构建。不过，关于徽州宗族建构祖先谱系的研究成果，多以个案分析为主，从规模意义上对徽州宗族谱系建构问题的探讨仍显不足，其中的建构模式及原因也说得不够明白。有鉴于此，笔者利用现存明清徽州宗族史料，详细探讨这一问题，以为相关研究的补充，祈请方家指正。

　　一、宗族谱系的一般结构

　　完整的谱系结构首要满足的是族人能够从中正确找到自己的传承联系，这样一来，谱系首先需要具备的基础是符号化的祖先。同时，当这部分较为“鲜活”时，族人自然能够更有效地记住这些祖先，为此宗族就得建构出祖先们的生平事迹，尤其需要祖先血脉传承的故事。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将祖先与当世族人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世系从中连接。由此可知，谱系记忆应当包括符号化的祖先、祖先“故事”及世系这三个部分。

　　（一）符号化的祖先——始祖、显祖与始迁祖

　　祖先谱系的基础是始祖与始迁祖，这两者是符号化祖先的基本组成单位。始祖并非单纯是血缘祖先，更多地是继承了西周宗法范畴中的始祖，“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显然，此时的始祖被限定为天子的直系祖先，唯有天子才可使用。东汉郑玄将始祖注释为：“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灵而生，若稷、契也。”这一解释为始祖增添了血缘神话，开始将其符号化了。继承了宋代理学家们的宗法观念后，明清学者对别子为祖进行了新阐述，这时的始祖不再为天子所独占，使用范围变得更大，始祖内涵则变为先世始迁之祖或受封之祖，“近依程朱祭及高祖之义，以为宜推先世始迁，或初受封爵者为始祖”。

　　明清时期，伴随着宗族地域化的发展趋势，始迁祖在祖先谱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对于始迁祖的概念，历代均较为确定，即最初迁居祖先，“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始迁于负夏”。明清时人从宗法功能角度更为强调始迁祖具备的统系全族的功能，明初方孝孺有言，“为始迁祖之祠，以维系族人之心”。清人张履则指出了始迁祖在当时的普遍性地位：“今令甲凡聚族而居者，得立始迁祖庙。民间谓之宗祠，是宗法人人可立。”处于不断裂变过程中的明清徽州宗族，始迁祖内涵更为扩大，当时徽州人将宗族自身裂变后所产生的分支祖先也赋予名称，给予概念。程一枝所撰《程典》对此有着尤为清晰的表述，谱中分别提出先宗、本宗、同宗和别宗四个概念，前两者分别为徽州程氏始迁祖与程一枝所在泰塘程氏始迁祖，后两者则为泰塘一脉，同宗为由徽州程氏始迁祖所在地黄墩迁至临溪的一支，而别宗为由泰塘迁至黄村的一支。按照这些始迁祖与本支之间的关系，将其分别加上“始新安”“本家世一者”“异其地不异其世者”“别为宗，不别为世”的四个限定。

　　明清徽州宗族对本支祖先中显贵士大夫的强调已成常态，进而在祖先范畴内派生出显祖形式，明人戴机即提出，“其精神命脉上自封受始祖以及迁移各处显祖烈宗，迄今子子孙孙若干年代皆烂然在目者，斯人也而有斯举也”。显然，显祖与后裔已不单纯是血脉相连，还是后世族人的精神始祖。同时，显祖的内涵则是族内“有功有烈”之人。

　　（二）祖先谱系的有机组成——“故事”加世系

　　为了凸显祖先的独特人格，需要对他们的存在进行详细描述，使得家族祖先谱系不是简单的姓名罗列，而是包括祖先姓名、事迹及线性世系传承在内的体系化存在。这些内容都有着客观存在的必要，正如哈布瓦赫所阐述的，“任何被家庭所记住的事件和人物都具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方面，它再现了极为丰富的画面，非常有穿透力，因为它使得我们恢复了我们个人通过亲身经历所了解的现实；另一方面，它迫使我们从我们群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人，也就是说，它迫使我们回忆起亲属关系，正是亲属关系说明了这个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为什么重要”。

　　尽管在宗族族人看来，这些祖先的姓名与事迹乃是过往的真实，但实际上它们可能被视为“故事”较为恰当。这些“故事”往往极力宣扬祖先高尚人格或高贵血脉，大都强调祖先的人物形象，而刻意淡化所涉及的具体时间、地点与事迹，以形成能让后裔将自身代入的足够空间，建构起当下生活与先世经历之间的联系。这种内容构成使得以始祖、始迁祖为基础的家族祖先谱系从纸面上的简单人名变为族人心中具有丰富内涵的祖先形象。同时不同性质的祖先亦有不同侧重，于始祖而言，侧重于血缘神话或高位显爵；始迁祖的故事则是以迁徙行动为中心的；在显祖方面，则是集中于描述宗族贡献。

　　除“故事”外，将祖先与现世族人直接联系起来的是世系。世系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被认为是史官所掌管的范畴，“韦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礼》春官之属；小史掌定世系，辨昭穆。郑司农注云：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世系，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从中可以看出，世系从属于“帝系、世本”，是一种家族传承记录。如何记录世系，在宗法制度下存在着“世系主义”或“世系原则”，其核心就是：“世系的建构因此只能是一个按身份级别进行追溯的过程。都邑之士之‘尊祢’，并非证明他不知或不想尊祖、尊远祖，而是等级制度不允许他去‘尊’……那就是最高的思想境界必须靠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生养范畴才能达到。”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在建构自身祖先世系时却并非如此，已然超越了这一硬性规定：

　　《礼》，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何况士、庶人？然《礼》之所谓祖者，为之立庙设祭，僭用天子、诸侯礼乐，灭分亡等，而无忌也。故《礼》为之严焉，非谓祖所自出，神明之胄、侯王之裔，其世系渊源概禁人以勿明、勿考，而别寻所谓祖者而祖之也……是以诸侯未尝不以天子为系矣……是以大夫未尝不以诸侯为系矣……苟非世系传而不失，则世远年湮，何由出自陶唐乎？故虽士、庶人，果出于前代宗室而寻源溯本，详其世系，亦自无干于《礼》。

　　正是从这种“无干于《礼》”的思维出发，明清徽州人跳出了原有宗法礼制的桎梏，这样一来，有关于祖先的世系建构就可以也应该详细阐述，以达到“寻源溯本”的目的。

　　二、祖先谱系的建构模式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繁荣，与之前大量中原移民的迁入是分不开的，这种迁徙的历史事实，往往为宗族所用，成为标示自身是南渡士族苗裔的依据。以《新安名族志》所收九十余姓为例，仅奚、万等寥寥数姓认为宗族世居徽州，其余皆以“中原华冠”之后自居。同时，五代之后，大族式微，世家谱系紊乱已是社会现实。而这些徽州宗族祖先的迁入节点大多是战乱时期，如此一来，华胄后人的宗族祖先谱系更是难以自明，这种情景自然需要宗族建构出始祖至始迁祖及以下的世系传承，形成完整谱系，并将之变为历史事实。纵观此类徽州宗族家谱，不难发现这种建构有着规律性的模式。

　　（一）“故事”的建构与祖先的确定

　　自诩为中原贵胄后裔的大部分徽州宗族在建构祖先时有着明显选择的痕迹，冯剑辉曾指出，徽州宗族创造了两种确定自身祖先的方法：一是将正史中的同姓的将相名人凑合起来，贯成世系，再取离自己始祖最近的一位作为直系祖先；二是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找到同姓的一族，将其中最后的传人与自己的始祖衔接。按冯氏所说，徽州宗族祖先与正史中所载人物有紧密联系，事实上，这种选择的具体情况更为复杂。下面以明嘉靖后期成书的《新安名族志》中部分迁徙宗族祖先进行分析。《新安名族志》中所载除奚、万两姓宗族外，姓氏90个，宗族达142个，其中同姓宗族最多者为胡氏，达9个，最少者则为一个，共拥有始祖76个，始迁祖142个，显祖9个。

　　首先，就符号化的姓名而言，在中国重名者甚多，单一的姓名无法确定宗族祖先的存在与否。在这种情况下，祖先的确定就需要姓名与“故事”的有机结合。而从正史等史籍中选择人物以为祖先的情况，代表宗族选择了固定的“故事”情节，限制了宗族自身建构的空间。笔者以其他史料为参考，考察这些祖先的这种实际存在，以确定宗族在不同祖先上的不同建构空间，其具体情形见表1：

　　从表1可直接看出，宗族在祖先选择上，显祖几乎全部见于史籍，其建构空间最小；始祖超过一半从正史和文集中直接选取，其建构空间次之；始迁祖从史籍中选取者仅为19.72%，拥有三者中最大的建构空间。这种情况也正说明了徽州宗族为何将祖先建构的重心落于始迁祖之上。

　　其次，对于祖先“故事”来说，其核心是始迁祖，其内容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始迁祖的迁入缘由，二是始迁祖的身份特征。前者较为复杂，主要有避乱、居官、隐居、守墓、游学、婚姻等六大方面；后者则较为简单，主要以不同级别官员和宗室为主，剩余者则职业不甚明了。其迁入具体情况见表2：

　　从表2中可以清晰看出，就迁入方式而言，徽州宗族有着明显的倾向，大多以避乱与居官两者为第一选择，而在迁入时间上，则主要集中于隋唐至宋元这几朝内。宗族祖先的职业情况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就祖先职业来说，官员（包括宗室在内）为其第一选择，几乎占据始迁祖总数的七成。以官员性质和职位而论，文官占据了绝大多数，特别是太守、州牧和县令这类地方行政首长是祖先职位的首要选择。同时，以教授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类官员同样也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对于武职而言，所在时代大都集中于宋代以前，且多为拥有“保障之功”者，如镇压黄巢起义等，达到了总数的一半。

　　综上所述，徽州宗族在建构自身始祖“故事”以确定符号化的祖先时，有着明显的选择规律：第一，就建构空间来说，始迁祖明显超过始祖。明清徽州宗族沿袭中国传统家族在始祖上运用攀附的方式，选取历史名人作为宗族始祖。以黄氏为例，其族迁入时间被定为东晋，便选择了之前黄姓中最为出名的黄香为始祖。又如，韩氏在宋时迁至徽州，自然就选择了韩愈为其始祖。而对于始迁祖来说，徽州宗族却并未采用这种方式，如果宗族在早期史籍如《新安志》中出现过，宗族往往会引入显祖的概念，而非在始迁祖上进行阐述，其目的即在于将迁入时间提前，程氏家族建构程元谭的过程即是典型一例。

　　第二，对于始迁祖的建构来说，其在迁入时间、迁入缘由和自身职业上都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定。就迁入时间而言，下限截止于元代，尤以隋唐五代为最多，其次是宋元时期。而有着避乱与居官背景者则占据了大多数，其中避乱者主要是躲避黄巢起义与金朝攻略中原，居官者则和职业有着直接关联，其中的首选为徽州本地文官，如新安太守、歙州刺史或黟县令这类行政管理者和歙州教授这类地方教育系统掌管人，其次才选择武官和外地文官。这是因为作为迁徙宗族，始迁祖必须与徽州拥有某种联系，显然本地为官的联系最为紧密，这也代表了宗族始迁祖是因官而居，非是避乱而来。武官则是另一特殊群体，其中一半都是有着保土之功的地方守土者，不难看出这一集团是以徽州地区保护神的形式存在的，这是能与徽州文官系统融合的武力体系。他地文官和徽州的关系并不直接，需要辅以其他故事才能达到效果，故而排在最后。

　　（二）世系制作

　　在确定了始祖、始迁祖与显祖姓名与故事后，明清徽州宗族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血缘”联系，即世系，并载入家谱，至此才最终完成祖先谱系的建构。这种祖先世系从姓氏源流直至宗族始迁祖，跨越时间较长。长时段的世系建立必然受到建构者主观思维的影响，在载入家谱后，更是成为宗族集体认同的家族传承体系。此前学者多以徽州程氏为例，研究其世系建构，但实际上，程氏宗族祖先世系的建构过程有其特殊性，并不能完全代表徽州宗族的世系建构模式，下面以明清徽州其他宗族为对象进行探讨。

　　以清代徽州徐氏为例，《新安名族志》中显示，徐有功为此族始祖，始迁祖是徐昶，家谱中该族更是将自身始祖追溯至梁新安太守徐摛，并建构出一个完整谱系：

　　这一祖先谱系，共历15世，涉及122人，其中有官职者82人，占总数的67.21%。徐彦若之前的祖先信息在家谱外的史料中有着较详细的记载。徐彦若其人，新旧《唐书》均有所载：“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继登进士科。弟彦枢，位至太常少卿。子绾，天佑初历司勋、兵部二员外，户部、兵部二郎中。”推及徐有功，《新唐书》中则简单载有其谱系：“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讳，以字行，国子博士文远孙也……五世孙商……子彦若，事僖宗为中书舍人。”《大唐新语》中则将此脉徐氏向上推至南朝时期：“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孙有功，为司刑卿，持法宽平，天下赖之。”南朝时期徐彦若一脉的谱系记载更为明晰：“徐孝嗣字始昌，东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并为太初所杀。”最终此脉始祖可推至东晋大臣徐宁：“晋吏部侍郎徐宁五子，丰之、实之、仁之、祚之、育之。祚之为秘书监，三子，尚之、羡之、钦之。钦之，宋丞相，东莞公，三子，逵之、佩之、迈之。逵之，中书侍郎，二子，淳之、湛之。湛之，丞相，枝江忠烈侯，二子，洹之、津之。洹之，工部郎中。袭侯五世，名俱从之。羲献不为嫌矣。”而徐摛与此脉关联则并不详细，据《梁书》记载：“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祖凭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监初仕至员外散骑常侍。”史籍中这两支徐氏的家族谱系大有不同，并且两者间的关联点仅是同为郯地（今山东郯县）南渡士族而已。在徐氏家谱中则完全以徐摛为始祖，通过其弟徐绲而建立了与徐有功的血缘联系，“东海之后，与新安同源而异派”，这个定论的出现显示出世系建构中的瑕疵已经被完全掩盖。

　　这种世系建构模式在其他宗族中也有所体现，如明代徽州毕氏，以毕憬为始祖，毕师远为始迁祖：“至唐有居河南偃师者曰憬为司卫少卿，六世而至师远为永州司马，改歙州佥书判事，卒于官，葬邑之篁墩。”其后的《长陔会修谱序》更是明确载有：“师远公官判于歙而居篁墩焉。”实际上毕氏家族的传承记载仅有《旧唐书•毕构传》：“毕构，河南偃师人也。父憬，则天时为司卫少卿。”而毕构之后则语焉不详，只至其孙而已。而在徽州毕氏家谱之中，则有其详尽谱系，建构模式正如上文所说。清代歙县宋氏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宗族以楚汉相争时的宋义为始祖，以南宋宋贶为始迁祖，建构出的世系是：

　　楚上将军义生汉中尉昌……十二传晃生恭（前燕河南太守）、畿（后燕卫军司马）、洽（后魏尚书）……畿生荣国，荣国生某，某生牟（后魏吏部尚书），牟生纪，纪生钦道（北齐黄门侍郎）、钦仁，钦道生元节（定州田曹），元节生弘峻（大理丞），弘峻生务本（栎阳令），务本生位抚（卫州司户参军），位抚生璟（唐宰相），璟生复（同州司户参军）、尚（汉东太守）、浑（太子左谕德）、恕（都官郎中）、华（尉氏令）、衡（河西节度行军司马），尚生实……八传彦升，徙开封雍丘，彦升生鹏（秘书郎），鹏生准……准生大年（著作郎），大年生平（赠中奉大夫），平生惠直（赠少师）、惠畴（历阳别驾），居当涂，惠直生贶，始家新安。

　　同样以正史考证这一世系中的人物，如上所说的有，“宋义后有宋昌”，“宋钦道，广平人，魏吏部尚弁孙也”，“宋璟……后魏吏部尚书弁七代孙也，父玄抚”，“宋准字子平，开封雍丘人。祖彦升，库部员外郎。父鹏，秘书郎”。两相对比，其谱系建构情况与徐氏多有相似。

　　综观以上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明清徽州宗族祖先谱系的建构方式并不是各有不同，而是有着内在一致的模式。这一模式就是在狭小的范围内确定自身的祖先，之后又以“一姓同源”的原则制作出自身的世系，最终完成宗族谱系。但这种模式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在受到当时社会情境影响后，对原有的士族谱系建构的发挥和改造。